阮紅嬰，1928 年生於日殖時期的瑞芳九份，家中以礦業維生；為了生存，阮紅嬰在造船廠工作，二戰後，國民黨政權代表盟軍接收台灣，嚴重貪汙腐敗，變成劫收台灣，阮紅嬰在造船廠遭上級打壓，只是眾多例子之一，不過，阮紅嬰組織工人一起抗議，以罷工爭取權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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罷工行動雖然成功，但 15 天後，阮紅嬰就被國民黨政府羅織罪名，將現代抗議不公的抗議行為，誇大為有意識形態理論行動基礎的「左派思想」，再安上一個「有參加共產黨」的跡象。可想而知，不幸就在不遠的未來等著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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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0 年 5 月 15 日被羈押。1950 年經臺灣省保安司令部以《懲治叛亂條例》第5條「參加叛亂之組織」判處有期徒刑 10 年。1960 年 5 月 14 日刑滿開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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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造船人生_狗去豬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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阮紅嬰，1928 年生於瑞芳九份，家裡世代都是金礦礦工，利用重勞動作業生存；家境不好的阮紅嬰常常趁著夜幕低垂，礦場無人看管的時候，去礦場旁的溪谷淘洗沙金，貼補家用。阮紅嬰回憶道：「當時家庭環境不太好，後來我就在溪裡面洗沙金，晚上洗白天去念書，繳學費之外還可以補貼家用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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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了生存下去，阮紅嬰公學校畢業後考上基隆的「台灣造船廠技能養成班」，一樣過著白天讀書，晚上工作的日子。造船廠位於基隆社寮島(今基隆市和平島)，在那裡阮紅嬰花了三年時間，終於拿到造船執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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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時是 1944 年，已經是戰爭末期了。剛開始成為正式員工沒多久，那些日本上司就全數遣送回日，取而代之的，是講「北京話」的中國上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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阮紅嬰回憶道：「當時造船廠還沒移交完，看到港口很熱鬧，原來是國軍來了...卻看到那些骯髒邋遢，軍紀很差，鼻涕一抹，就抹在槍枝上頭，那種兵，大家看了都搖頭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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換了新老闆，造船廠卻發生變故，新來的「中國」老闆，開始大量削減開支，甚至砍工人的薪水，原因很簡單：要「支援國共內戰前線，共赴國難」，讓工人三餐無以為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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阮紅嬰回憶道：「1946 年 6 月，米本來兩角卻漲到 15 塊，差額太多工資卻沒提高，有些人的生活已經過不下去了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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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組織抗議_拒絕加入國民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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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港口產業的剝削日益嚴重，1948 年，基隆港務修理廠、鐵工廠、造船廠的人決定組織「台灣鐵器工會」向上司爭取權益，阮紅嬰成為了組織的常務理事，代表員工向上司談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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阮紅嬰回憶道：「一開始成立的時候，都不怕沒客人過來；過沒多久，國民黨基隆黨部就來找我們了，要我們這些幹部加入國民黨，想要控制我們工會...拒絕後第二天，基隆警備司令部就來了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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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國民黨的獨裁統治，禁止任何組織行為，因為獨裁者隨時擔心被群眾力量所推翻。如果有工會，必須是國民黨可納入監控的工會，更不用說是要「爭取權益」的組織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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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會這種具有高度正當、容易聚眾、反抗當局的組織。所以，只要出現任何一點火苗，就要盡全力將它撲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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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0 年 5 月 1 日，工會打算在勞動節當天發起爭取工人權益的遊行，工人發起看家本領，手工製作出遊行車，空氣炮，手繪看板等吸引大眾的注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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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些在現代自由的社會中，上街抗議這種看似再正常不過的事，國民黨的極權統治之下，不只是 50 年代，60、70、80、90 年代的台灣，完全被禁止，只准配合黨國宣傳機器、歌功頌德，否則，會帶來很可怕的後果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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阮紅嬰說：「遊行完隔天，國民黨黨部就來找麻煩了，他們說『你們這是甚麼意思?』，我只回他：『沒什麼意思。』他們就悻悻然走了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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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0 年 5 月 15 日下班時間，阮紅嬰被特務押上車帶進派出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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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說：「那天下午，大概四點半下班的時候，我正好從工廠出來，工廠下班要把一支牌子掛回去，表示我要退廠了，牌子掛了，我就出來。出來到門口，就有兩個人將我銬住，拿一支手槍押住我，將我推到廠長室，當時的廠長叫做薩本炘，特務就說：『這個人我借走了』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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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押送入牢_口供都已寫好_判決徒具形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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阮紅嬰被押送到派出所，很「剛好」的，當天參與遊行的幹部都在，工會理事長楊進興，製作海報的許省五，許省六兄弟檔，副理事蔡秋士，全部被壓在那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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阮紅嬰回憶道：「被押到那裡的時候，口供他們都已經寫好了，一條一條教你承認，不承認就被揮拳毆打，警察跟我說：『對啦，早點承認就不會受皮肉痛嘛』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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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據檔案解密，依安潔字第 2517 號判決書，阮紅嬰案發時為基隆造船廠工人，其由林天河領導，「參加共產黨」。1950 年 5 月 15 日裁定羈押。1950 年經臺灣省保安司令部以《懲治叛亂條例》第5條「參加叛亂之組織」判處有期徒刑 10 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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阮紅嬰回憶道：「要判決前，法官也只是走個形式而已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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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1 年 5 月 15 日阮紅嬰被押送到綠島新生訓導處，在島上的日子，每日就是強迫勞動，要求阮紅嬰打製鐵器，典獄長甚至故意整服刑人，故意用言語恐嚇阮紅嬰，誓言要讓他生不如死，這樣的日子就重複了十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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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0 年 5 月，阮紅嬰服刑期滿正式釋放，十年黑牢，阮紅嬰終於嘗到自由的滋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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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出獄後也不能過著「自由的日子」，在回到鋼鐵廠工作後，警察常常到他的公司盤查，另外情治單位還規定他每年雙十節一定要到指定的地點去報到，接受訊問，做全面的生活調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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阮紅嬰說：「每年十月十日，我都要到慈雲旅社報到，慈雲旅社就在空軍俱樂部邊，裡面就是特務機關，說是旅社但完全沒有旅社的設備，就這樣問了一整天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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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沒有真相_我吞不下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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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嚴後，阮紅嬰提心吊膽的日子才算真正告一段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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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7 年，他決定將自己的故事說出來，阮紅嬰出錢籌組「50 年代白色恐怖案件平反促進會」，正式踏入轉型正義的行列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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阮紅嬰於 1999 年 4 月向補償基金會提出申請，2000 年通過予以補償。補償理由為原判決認定其參加共產黨之依據僅有其之自白，此外別無其他具體佐證，因此難認其有參加叛亂之組織之行為，故認非有實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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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轉型正義，阮紅嬰有話要說：「如果當時在獄中死了，真的是死的不明不白，我認為我吞不下去，至少要告訴我真相，你連真相都沒有，誰吞得下去...人活在這世間，免不了利害關係，若政府公權力過度擴張，壓迫到人民就會發生衝突，如果再來一次二二八，或白色恐怖真的會受不了。」